AUTHOR:鄭世仁
PUBLISHER:教育資料館
PUBLISH_DATE:83/11/01
SUBJECT:教育資料與研究 創刊號
教育研究
SYSKEY:870        
TITLE:淺談貝克的標籤理論對教育的啟示
CTEXT:淺談貝克的標籤理論對教育的啟示
鄭世仁

一、前言

隨著社會的急遽變遷,越來越多的偏差行為(deviance)出現在我們的周遭,令人感到
憂心忡忡。受到社會風氣的感染,連一向被視為書卷氣息濃厚的黌宮,也開始籠罩在
暴力與犯罪的陰影之下。打架、滋事、逃學、吸毒、偷竊等事件,在校園之內時有所
聞;令人更加擔心的是:青少年犯罪率的增高、犯罪年齡的降低,以及犯罪手段的殘
酷、犯罪技術的高明,更說明此一問題的嚴重性。
偏差行為是一種永難根除的社會現象。人類為了營造共同之生活,不得不建立各種社
會規範(norms),作為其組成份子的行為準則、進退依據。同時,又建立各種社會化
的機構,企圖將此等社會規範,用各種無形及有形的手段,內化到每一位組成份子的
心靈深處,使其終身遵循,不敢稍有踰越。但是,誠如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Emile Qurkhe+
im,
1858-1917)所說:「姑毋論我們對於偏差行為有多麼厭惡並願竭力加以消除,它將永
遠與我們同在。」一個亮無偏差行為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不管你喜歡與否,這是
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無法忍受校園成為偏差行為的溫,因為學校存
在的目的,便是要引領我們未成熟的下一代朝著真善美的目標去發展,如果學校不能
有效防範偏差行為的發生,而坐視其蔓延,甚至推波助瀾使其擴大,則學校之存在還
有何用?為了有效遏止校園偏差行為的繼續惡化,本文乃思引介貝克(H. Becker)的
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並希望每位教育界的工作同仁皆能善體此一理論的精
義所在,在消極方面能夠避免不當標籤對學生的影響;積極方面能夠協助已被貼上標
籤的學生重拾正確的自我觀念,逃脫標籤魔咒的掌控,這才是筆者提筆為文的本衷。


二、貝克及其標籤理論簡介:

貝克的生平

貝克(Howard Becker)1928年出生於美國的芝加哥,並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學業。他在
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及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擔任研究工作,
最後則擔任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社會學與都市問題的教授。
貝克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十五歲便已成為專業的音樂家。他也是一位感覺敏銳的
攝影家,曾經對藝術的世界做過深入的研究,並對攝影社會學有卓越的貢獻。然而,
他對於偏差行為、標籤作用、次級文化、黑社會的生活方式等概念,則來自於他的音
樂素養,尤其是有關於爵士樂的深入瞭解。
貝克深受湯姆士(W. I. Thomas)、布魯默(H. Blumer)以及休斯(E. Hughes)等人的影
響,到了1950年代,已成為符號互動論運動(Symbolic Interactionist Movement)的
領導人物。尤其在偏差行為的研究方面,貢獻良多。他又致力於提倡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研究方法,使成為社會學研究的新典範,因而聲名大譟。
貝克並非標籤理論的首創者,譚能邦(Frank Tannenbaum)早在1938年已經在其「犯罪
與社會」一書提到此一理論;林默德(Edwin Lemert)復於1951年出版「社會病理學」
(Social Pathology)奠定此一理論的雛型。然而,貝克於1963年出版的「局外人」(The
Qutsiders)對於此一理論作有系統的闡述,才使此一理論發揚光大起來。這也是他的
主要貢獻。

標籤理論的內容要旨:

貝克的標籤理論具有如下三個要點:
重新解釋偏差行為的成因。
偏差行為指的是違背社會規範的行為,這是多數人皆可接受的定義,並無多大爭論存
在。然而為什麼會產生違背社會規範的偏差行為呢?則各家之見解大相逕庭。張德勝
(民76,頁205∼207)歸納各種解釋偏差行為(他稱為越軌行為)的理論,提出偏差
行為的成因有三:其一,偏差行為是病態的產物。在個人病態方面,有先天的生理缺
陷論;有後天的社會化不良論;在社會病態方面,則有越軌次級文化論,社會解組論
,社會失範論,社會制度論。其二,偏差行為是適應的手段,又可分為不自覺的心理
自衛(包括挫折侵犯論、反應形成論、自我增進論)及自覺的理性決定論。其三,偏
差行為是界定的結果,又可分為個人界定(包括差異結合論、化解論)與社會界定(
那便是本文要介紹的標籤理論)兩種。
貝克採用社會界定的觀點來解釋偏差行為的成因,有其歷史背景的因素存在。1960年
代的美國社會,保守的思想漸漸失去力道,和諧的理論也不再深中人心。代之而起的
是激進、反叛的衝突理論。不滿現實的人群乃群起離經叛道,做出許多不見容於傳統
的行徑出來。貝克目睹這些諸如嬉皮的偏差行為,更堅實了他用標籤理論來加以解釋
的信心。

從社會界定的觀點看,偏差行為並非先天的性格使然,也非社會化的結果,過去的人
從生理學、心理學等觀點來看偏差行為,皆難免有以管窺天之失。標籤理論企圖把注
意的爭點由偏差行為本身,移轉到它們是如何被人界定,以及社會,尤其是具有控制
能力的機構對它們是如何地反應。貝克認為,社會的反應(尤其是公開地貼上標籤)
才是偏差行為的成因。換句話說,世界上並無「偏差行為」之本身,而是經過人們的
界定之後,某種特定行為才成為偏差行為,貝克(1963)在「局外人」一書中如此寫道
:社會團體制定了規則,並把破壞規則之人界定為偏差行為者(deviant),然後再以
標籤將他們標示為「局外人」。由此觀之,偏差行為並作某種人的行為特質,而是被
人用某種標籤加以標示的結果,而被人成功地貼上標籤之人,便是偏差行為之人。」

林默德(E. Lemert)把偏差行為區分為初級的(primary)及次級的(secondary)的偏差
行為,更能對其成因加以清楚地解說。所謂初級的偏差行為,是指未被公開貼上標籤
的偏差行為。林默德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曾是初級的偏差行為者(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但皆幸運地未被貼上標籤而已。至於那少數不幸被貼上標籤者(即是所謂的次級
偏差行為者),才發生種種的後果。由此可見,傳統犯罪學家想要深入探究犯罪者的
背景以便找出犯罪的原因,是不切實際的。相反的,偏差行為的原因便是公開的貼上
標籤以及由此所帶來的種種效果。

標籤的張貼是有選擇性的。

貝克認為並非所有的偏差行為皆會被貼上標籤,換句話說,標示作用是依人、依事、
依地、依情況而有差異的。例如,赤身裸體本身並無任何不妥,其是否越軌,要看地
點而定,在自家的臥室裡,沒有人會因不穿衣服而受到指責;但在公共場所,則不穿
衣服便會引人側目,甚至招到取締。又例如殺人,雖然法律上規定不可殺人,但如軍
人在戰場上,或劊子手在刑場上,則殺人並無不可。由此可見,偏差行為的決定要取
決於特定的時空及情況,不可一概而論。
貝克進一步指出,有權決定者對事件的看法,也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偏差行為者對自
己行為的辯論也有重大的影響。例如同屬超速,警察對醫生的兒子超速及對黑人超速
,其認定可能會有不同。因此,貝克說:「偏差行為的認定,是行為者與反應者之間
互動的結果。」這是符號互動論的基本主張。他們重視的是行為的磋商過程及互動的
效果。

希柯瑞(A. Cicourel, 1976)研究加州警察及少年法庭官員在處理虞犯的時候,對於
典型的犯罪者存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男性、黑人以及來自貧窮家庭或地區的人較易
成為犯罪者,而這些人的辯護磋商的能力往往又不足,因而常常含冤莫白的事情發生
。希柯瑞因此認為「正義是可以磋商的」(justice is negotiable),而官方的犯罪
統計不能反映出事情的真相,只能反映出誰是較乏磋商能力的一群而已。
偏差行為的養成是一種被辱的過程。

被貼上標籤之人,不論其為犯罪、毒癮者、妓女或笨學生,馬上以此標籤做為他「最
有力的身份」(master status),並且取代了他所有的其他角色(例如二十歲的撞球
高手,二個孩子的媽媽等等)。這不僅會影響到別人對他的看法,更會因為被人孤立
、冷落、嘲笑的結果,影響到他本人的自我形象。因此,被貼上標籤之人,只能生活
在標籤的陰影裡,終至產生「自行應驗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其
走上不歸路。

依照貝克的看法,這條不歸路的旅程,是有階段的:被貼上一個公
眾能見的標籤,請如罪犯、怪人、瘋子。而貼標籤的過程,通常包括一項公開的儀式
,或官方的界定,不論是法官的判決或醫生的鑒定。遭到朋友、親
人、僱主……的拒絕。由於被拒絕而退縮,並加入偏差行為者的次
級文化中,在此找到可以接受他、支持他,並使他的行為得到合理化的人。經由此種
認同,使他徹底地接受自己的偏差行為的角色,發展出偏差行為的生涯。
高福曼(E. Goffman, 1968)曾揭露監獄、神經病院以及感化院等機構如何地透過羞辱
(mortification)的歷程,諸如:將新進者剝光衣服、理光頭、沒收所有物、穿上制
服、限制行動等,以便破壞他們的自我認同體(self-identity)及個性,使他們失去
自我,只剩下一個空洞的編號。因此,高福曼認為這些機構不僅不能治好他們,反而
堅定了他們的偏差行為者之角色,使他們無法「浪子回頭」,只好走上犯罪的不歸路


三、對標籤理論的質疑:

貝克及其他象徵互動論者所提的標籤理論在社會學中是一項嶄新的發明,他們重新分
析偏差行為的社會成因,並把重點由個人移轉到社會的脈絡及社會的反應;由規則的
破壞者(rule-breakers)移轉到規則的制定者(rule-makers);由接受社會規範及法律
為中立的性質移轉到它們皆是優勢團體為了鞏固自己既得的利益所制定的產物。它使
我們瞭解到偏差行為並非少數人的行為,而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只有少數人會因此
而付出代價,這些人往往是弱勢團體的組成份子,缺乏磋商能力,容易成為社會的犧
牲品。它更使我們瞭解到: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人,所經歷的是多麼不人道的歷程。標
籤理論的提出,對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大震撼,不僅為犯罪學者打開了一個新的視窗,
也為醫學、種族、教育、女性主義等領域找到新的思考點。例如:在教育社會學中的
「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的提出,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儘管如此,由於此一理論的不夠精確清楚,以及缺乏實徵的證據,也引起不少批評的
聲浪。

首先,批評者指出標籤理論不能解釋偏差行為的真正來源。因為標籤尚未出現之前,
偏差行為業已出現了。即使承認標籤及社會的反應是決定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我們
仍難相信它們是唯一的因素。Walter Gove(1976)甚至主張,標籤的力量充其量只具
有微量的影響,比不上個人因素及背景因素的重要,因此他認為「標籤是偏差行為的
結果(consequence),而非其原因(cause)。」

其次,標籤理論似乎把所有的偏差行為的責任都怪罪到貼標籤者的身上,而把偏差行
為視為是無辜的受害人。,正如Ronald Akers所說:「讀此類文獻時,我們似乎得到
一個印象:有一個人走在街上,心中盤算著自己的私事,突然間,社會對他重重地迎
面一擊,並把一個玷污的標籤貼了上去,然後他就毀了。」事實上,那些偏差行為者
,十分清楚他們正在幹些非法的勾當,甚至還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引以為豪。而標籤理
論卻把他們看成是被動的、毫不知情的無辜者。其實,若非他們先做出了法所不容的
行為來(例如:謀殺、破壞公物、逃學),社會機構怎會對他們加以處置呢?
其三,標籤理論似乎以為社會大眾並不知什麼是偏差行為,直到官方正式地把標籤貼
了上去為止。這就跟警察抓到了小偷,卻說:「這個人偷了東西,因為我逮捕了他」
一樣的不合邏輯。事實上,社會規範明顯擺在那堙A破壞規範便是偏差的行為,每個
人都會清楚地知道什麼是偏差行為,有沒有被貼上標籤並不很重要。
其四,標籤理論未能完全地解釋「社會的反應」。為什麼警察(或老師)只替某些人
貼標籤,而不去貼其他的人?他們的刻板印象從何而來?更重要的是,標籤理論在解
釋規則的制定者時,分明已經看出優勢團體對權力的掌控,卻不曾對此一不平等的社
會系統加以深入的剖析與批判,只強調被貼上標籤的犧牲者(嬉皮、罪犯、同性戀者
等等),而忘卻了背後製造標籤之人(政治家、企業界的大亨等等),這是標籤理論
劃地自限的結果,也是他的最大弱點。

最後,標籤理論缺乏嚴謹的立論依據,更無實徵的佐證資料,嚴格地說,並不足以構
成一套「理論」,充其量只是一種「感性的概念」(sensitising concept)而已。標
籤理論若要成為真正的學術理論,仍有待來者大力地加以修正與補充。

四、標籤理論的貢獻及其對教育的啟示

儘管上述五點質疑有其真實性,但這並無損於標籤理論對偏差行為研究的貢獻。貝克
在1974年一篇名為「重新考量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的文章
中,對其貢獻再加評估。第一,符號互動論者的標籤理論,認為偏差行為的界定不是
一個簡單的歷程。舉例來說,司法人員並非單純地逮捕、起訴、判刑。如果我們看得
夠深夠遠,終會發現他們有時會如此地做,但不是永遠如此,會對某些人如此地做,
但放過了某些其他人;會在某些地方如此地做,卻省去了某些其他的地方。其次,標
籤理論已注意到「貼標籤」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儘管偏差行為者必先有某些偏差行為
才會被貼上標籤,看似罪有應得,但是偶而犯錯並不等於是自甘墮落,標籤卻阻斷了
犯錯者浪子回頭的機會,使人越陷越深,終至不能自拔。其三,標籤理論指出社會規
則的訂定,其實是操在優越團體的手裡,其遊戲規則並非絕對的公平。筆者對其三點
辯解完全表示同意,並且深深以為一個理論的價值,往往不在於它的完美性與學術性
,而在於它的有用性。標籤理論在教育上的價值是無可倫比的,我們應該深切體認其
有用性,並得到如下之啟示:

深切體認「貼標籤」是一種反教育的行為,甚至是一種不道德的行
為。

教師因為愛深責切而嚴格管教其弟子,原無可厚非。但是每位為人師表者應該對「標
籤」的可怕與無情有深刻的瞭解,並能避免以標籤來傷害學生。標籤的可怕在於它使
人喪失自尊、抬不起頭來、到處碰到冷冷的眼光,最後放棄了個人原有的自我形象,
接受了另一個原先不肯接受的自我觀念。準此而言,標籤有如傳說中的殺人武器──
血滴子,讓人瞬間喪失自我。標籤的作用是使人心灰意懶、放棄希望、自甘下流,不
肯回頭(因為無路可回),準此而言,標籤又像是一種阻人向上、斷人改過遷善的魔
咒。能夠瞭解這一點,便能瞭解「貼標籤」的罪惡,便能體會它是反教育的,甚至是
不道德的行為。

深刻體認「教育機會均等」的真諦並善待每一位學生,尤其是平素
被人冷落的學生。

教師要瞭解本身的一言一行皆會對學生造成深邃的影響,所謂教師的期待會產生自行
應驗的預言,基本上也是一種標籤作用。因此,教師要隨時檢討自己,是否在教育的
過程中,真正地公平對待每一位學生,有無學生被你冷落了。如能注意到每一位學生
,並且不因其長相、家世、性別、智愚,都給予真心的關懷,那麼,標籤的血滴子或
魔咒便會逐漸失去作用,讓那些原是「教室內的陌生人」的學生重拾歡笑,這不僅符
合教育機會均等的原意,更是教師修福積德的最好機會。

深刻體認社會的變遷與時代的脈動,揚棄不當的權威觀念,重建民
主式的校園倫理。

臺灣這幾年的變遷真是空前的壯闊。隨之而來的便是校園倫理的斲喪,師生關係的淡
漠。此一情況,恍如步入1960年代美國的後塵。要解決此種「時代病」,唯一的方法
便是教師要放下身段,要走進學生的心中,贏得他們的尊敬才能換到教育的成功。
權威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教師不僅要揚棄過時的一些觀念,更要堅信學生是來受教的
,他們擁有犯錯的權利。教師必須先有維護學生的犯錯權的想法,才能有耐心去把浪
子從懸崖的邊緣帶回來,才不會以幸災樂禍的心情(或口,或眼神
)去面對犯錯的學生,這種「哀矜勿喜」的悲憫心情,正是標籤理論追求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基本精神所在,也是教育與其他非教育手段的真正分野。

要加強輔導室的積極的功能。

臺灣設立輔導室已經多年了,但其成效則依然受人質疑。輔導與訓導分立,顯然是想
要藉此制度來調和校園內太過於嚴肅的氣氛,立意不可謂不佳。但輔導工作的推行,
稍有不當便會替學生貼上標籤,這是值得注意避免的地方。輔導室的積極功能則應協
助弱勢的學生爭取到最好的教育機會,更要替被貼上標籤的學生設法除去其心中的陰
影。

校規的制定要合理。

校規便是學校的規範,破壞學校的規範的學生便易被人標示為壞學生,因此校規的合
理制定,也是避免壞學生出現的一種方法。例如有些學校規定上課時間不能走出校門
,但是校內又沒有公共電話亭,有些學生因為有急事要跟家人聯絡,只好冒著違反校
規的危險出去打電話。凡此不合理之規定,皆應透過民主程序加以修正,不要讓學生
成為惡法的犧牲者。

五、結語:

孟子論政曾經主張「殺人以梴與刃」是沒有不同的。筆者也以為殺人以政與教是極可
能的。而標籤理論的可貴便在於指出許多原可平安渡過一生的人,卻被標籤給殺了,
標籤的制定者可能是「愛民如己」的執政者,更有可能是「與人為善」的教師。想到
此,不禁一陣冷顫。深願:標籤理論再發揚光大而標籤從此銷聲匿跡,不再為害無辜
,願與我教育界同仁共勉之。

參考書目

張德勝(民76),社會原理。臺北,巨流。
林美玲(民82),象徵互動論及其在教育上的應用。現代教育,八卷二期。
黃光明(民80),標籤理論在教育上的運用。現代教育,六卷二期。
陳淑琬(民73),淺談「標籤理論」的應用。輔導月刊,二十卷七期。
Becker, H.S.(1963), Qutsiders, New York: Free Press.
Becker, H.S.(1974), Label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in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edited by P. Rock & M. McIntosh, London: Tavistock.
Cicourel, A.(1976),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London: Heinem+
an.
Goffman, E.(1968), Asylums, London: Penguin.
Gove, W.R.(1976), The Labelling of Deviance. London: Sage.
Lemert, E.(1951), Social Pat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Tannenbaum, F.(1938), Crime and Commu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編者按:本文作者現任教於國立新竹師範學院。